退休倒计时!他们仍坚守一线:疫情不退,我不退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彭光瑞/文 警方供图

1月24日(除夕)晚上,任建荣轮休在家,正准备吃年夜饭,他接到了全警停休、全员上岗防控疫情的命令。正在照顾外孙吃饭的任建荣,拿起自己的碗筷匆匆扒了两口,便辞别家人,赶回自己的岗位。

40多年警龄中,这样的紧急出动、临时停休对任建荣来说再熟悉不过,还有28天,他将退休,这一次,或许是他执行的最后一次重要任务。至今,他已坚守一线14天无休。

“我是警察!即使还有一天退休,也要站在一线。”任建荣说。我们在很多“老民警”口中都听到了类似的话。从2月7日算起,任建荣还有13天正式退休、伍华树有一年零4个月、龙强还有两年零12天退休……倒计时长短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依然是一线民警,都坚守在防疫前线,冲锋在前。

28天退休倒计时:疫情不退,我不退!

60周岁的督察支队民警任建荣是一名有着36年党龄的老党员,今天(2月7日)距离他2月20日正式退休只有13天,即便如此,他依然和所有战友一样,接到重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第一时间返岗归队,迅速展开工作,深入疫情最前沿的检查卡点开展督导检查。

从1月25日至今,任建荣连续14天与其他民警一起每天驱车往返近百公里对全区12个联防联控监测点、春运安保检查卡点的车辆通行、信息登记、值班轮岗等情况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

细数他参加工作的42年来,不管在部队还是在警队,他始终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无论是节假日值班,还是深入一线督检,他始终以身作则,干得最多,说得最少。

在抗疫一线,看到任建荣,总有人要说上一句,“老大哥,都要退休了,还在往一线跑,该跟着女儿女婿享清闲了。”

面对这样的善意调侃,任建荣总是笑笑。他说,“老民警”可不能仅仅是身体老了、资格老了!老民警的“老”应当体现在经验老到、处警老练、遇事老成。疫情面前,老民警这特质,正是防疫一线最需要的。

“不管还有多久退休,反正疫情不退,我不退!”

▲任建荣(中)正在反馈督检记录

父亲做排头兵 一家三警在一线

今年59岁的伍华树,是悦来派出所的一名老民警、老党员,也是领导同事口中的好劳模。迄今,他在公安民警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40多年。作为一个警察之家,伍华树和自己的女儿女婿都常年坚守在公安系统各自的职责岗位上,三位警察在家里经常互不照面,聚少离多已是常态。

今年过年,三个警察好不容易轮班轮到一起,于是一家人就安排了大年初四轮休时一起去旅行,还定好了酒店机票。大年三十晚上,结束一天工作的伍华树刚回到家正准备和家人吃个简单的年夜饭,便收到了全体民警停止休假,全员上岗,投入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看到这个消息,儿女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伍华树却毫不犹豫地率先开口:“旅行取消,吃完饭早点回家休息,明天上班不要迟到。”女儿女婿相互看了一眼,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伍华树却笑着说:“一家人并肩作战,就是最好的团圆!”

返回岗位后,伍华树和女儿女婿都坚守在疫情防控战斗的最前线。伍华树腰椎长期疼痛,一直靠药物维持,然而自疫情发生以来,他始终坚守在走访、巡逻、设卡等疫情防范的岗位上。在对车辆的摸排劝导工作中,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工作时的高度紧张和投入,总是等到一天工作结束才发现已经直不起腰。

单位里年轻的同事常对他说:“伍老师,您年纪大了,太累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来做吧。”伍华树却总是打趣地说:“我没事,我还要趁着退休前的日子,撸起袖子加油干呢!”

伍华树还利用晚上下班时间主动承担了社区民警的部分工作。他和其他民警联合社区走家串巷,挨家挨户地核查登记,做好人员检查,督促外来人员做好居家隔离,严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伍华树说:“我们所里人不多,排查任务重、时间紧,当前形势严峻,作为一名老党员,不冲锋在前怎么能行!”

▲伍华树(右)正在排查过往车辆

寒夜24小时蹲守,“老”民警说:我来带头

57岁的老党员龙强是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龙溪大队民警,1月24日,龙强刚轮休回家,还患上了感冒。全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公安系统吹响了集结号,为了能投入到防疫工作第一线,他主动去医院做检查,确认自己不是新冠肺炎后,揣着几颗感冒药,准时来到单位,全副武装上岗去了。

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在辖区共设置了8个疫情联合检测站,龙强所在的龙溪大队就有一个固定监测站设置在红锦大道渝通宾馆的附近,这里是交通枢纽要道,任务最繁重,龙强主动请缨,每天上午8点之前到执勤点,下午6点后才离开。除值守检测点外,他还参与单位日常勤务值班,处置交通事故、处理酒驾等,全力保障辖区交通安全畅通。

▲龙强(右一)在值守检查站,并检查车辆

大年初一至今,龙强已经连续奋战了14天,1月31日,又轮到龙溪大队值守方家沟疫情防控检测站(四川广安和重庆渝北的交界处),大队警力紧张,龙强主动向大队领导请缨,要求去检测站值守。方家沟检测站距龙溪大队八十余公里,每一个班值守检查时间是24小时,条件艰苦,晚上最低温度只有几摄氏度。大队领导劝龙强说:“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不用参与执勤。”而他却斩钉截铁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给队里的年轻人带个好头。”大队领导同意后,龙强便与年轻民警和辅警去检测站值守。夜间,寒雨飘飘,冷风刺骨,道路上车辆不多,但他和同事始终值守在道路上,坚守昼夜24小时。

灯与彩:明代风俗画中的上元佳节

明代风俗画中的民俗建构

――以《上元灯彩图》为中心

摘要:《上元灯彩图》是明代风俗画中的代表性作品。深入讨论该图,对于我们认识明代上元节文化有重要意义。 《上元灯彩图》并未全方位地展现南京上元灯会景象,而是选取了特定的灯会区域,描绘了特定的人群,部分呈现灯会上的娱乐性民俗活动。 《上元灯彩图》既是记录,也是一种表达和再现。取舍之间,该图作者主动塑造了明代南京城上元节的民俗形象。明代文人正是通过这类风俗画对社会习俗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

关键词:明代;风俗画;元宵节;民俗建构;上元灯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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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灯彩图》是一幅代表性的明代风俗画。该图生动再现了当时南京上元节灯市的盛况,是研究明代节日习俗的关键性图像资料。都市风俗画是晚明频繁出现的绘画题材,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别。已有的风俗画研究,大多集中于两种研究取向:一类强调其美学性,从绘画风格、作品构图、审美特征等角度分析其艺术价值;另一类强调其纪实性,把风俗画作为视觉资料进行历史学研究,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则是其中讨论最多的作品。当我们试图借助风俗画纪实性的描绘进行民俗史考察时,不能忽视一个前提:任何图像都不是单纯的客观记录,它们是作者主观再现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体视角和意识表达。图像本身自有其形成的逻辑,不能仅仅被视为文字资料的补充。利用图像资料研究民俗史,我们除了关注其内容,更要思考图像是如何产生的。把风俗画这一类型视为整体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社会文化史的脉络。王正华曾著文指出,都市风俗画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被消费,流行于晚明;风俗画背后体现了创作者不同的城市观,即人们如何想象和呈现一座城市。将图像置于特定情境中,考察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是我们解读《上元灯彩图》的新路径。作为风俗画的《上元灯彩图》,在反映南京上元节灯会的实景同时,暗含着作者对于上元节民俗的认知与态度。

一、关于《上元灯彩图》

《上元灯彩图》创作于明中后期。该图为绢本长卷,工笔设色,长266.6厘米,宽25.5厘米,现为台北观想艺术中心收藏。原画无作者款识及印章,也没有关于作者身份、作品创作时间的信息。

最先对这幅画做出考证的,是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他在该图上题跋“此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并命名该图为“上元灯彩”。徐邦达明确了画作的创作时间、描绘地点和表现主题,为《上元灯彩图》研究定下了基调。此后,杨新对这一说法做了进一步考证,认为此画创作时间应在万历至天启年间,所画地点应是南京秦淮河往北的内桥一带,并借助此图论述了明代南京古董市场的兴盛。该图描述主题是明代南京上元节习俗,已成为学界共识,也因此成为民俗史研究的宝贵材料。近年来,不断有学者通过此幅长卷探讨明代南京上元节节日习俗及秦淮灯彩文化。

《上元灯彩图》长卷为全景式构图,画面浑然相连,起伏跌宕。根据画作中视点的推移变化,可将图卷自右向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横跨河上的三孔石桥为焦点。桥面上,往来灯市的人群摩肩接踵。岸边垂柳飘拂,房屋临河而列,透过雕栏画槛可以看见人们置宴围坐。杨新在论述本图时,对照了清初王�等人创作的《康熙南巡图》第十卷(故宫博物院藏)中所绘南京街市桥梁题名及周边地理空间,确认这座三孔石桥为南京城南的内桥。

内桥,“旧名天津桥,又名虹桥,即六朝旧内门也,在宋行宫前”。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吴王,桥北行宫为吴王府。以内桥为界,西为运渎,东为清溪。运渎自内桥向西依序流经会同桥、太平桥、鼎新桥。明清时期,这一区域市肆云集,鳞次栉比,为南京城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会同桥(又称“鸽子桥”)桥北横街为珠宝交易市场,又称“珠市”。太平桥(又称“笪桥”)更是旧时元宵灯市所在地,直至民国时期元宵灯市才转移到秦淮河边的夫子庙。种种史料记载,与《上元灯彩图》所绘景象可以对应。作者没有对南京城都市全景一一进行记录,而是直奔主题,选取上元灯市腹地区域集中描绘,凸显出明代南京的地域特色。

第二部分,是画作的核心部分,也是作者极力展现的高潮。画面上一件排列15盏蜡烛的巨大龙形灯,将观者视线带入灯市中心。核心部分的视觉焦点是以太湖石叠成的鳌山,透漏的山石坡冈之间,布置着各类民间故事人物主题的灯饰,引来观者如云。两座回形楼肆之间,是开阔的市场空间。热闹的灯市中,灯架耸立,人头攒动,人们手中持着鱼龙、鸟兽、花卉等各色灯彩,形态各异,精美绝伦。沿街店铺和广场地摊上摆放琳琅满目的商品。占据其间的是青铜鼎彝、书画古籍、锣鼓琴瑟、山石盆景、禽鸟游鱼、床榻几案、屏风橱椅等(图1)。交易者多头戴四方巾帽,可推断其身份为文人士大夫,而一些头戴六合瓜皮帽的下层百姓多为旁观的附和者(图2)。南都的上层官吏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画中几顶四人蓝帷大轿,按照明代典制应属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享用。两侧衙役持杖开道,周围群众驻足观拜。街市鬻者观者,填衢塞巷。密集围聚的人群分置各方,以角抵、蹴鞠、杂技等游艺活动为关注点。

图 1 《上元灯彩图》所绘灯市中各色文玩摊位

图 2 《上元灯彩图》所绘文玩摊前的观者

第三部分,为街市交汇之处。两侧酒楼对峙而立,数丈高的松棚悬挂着两盏巨大的花灯,与市场中心悬灯的松棚相呼应。手持花灯的百姓和贩卖文玩的小摊零星散布。一踢毽者引来众人围观。从服饰看,围观者多是一些下层民众,几位士大夫或投以不屑的目光,或被挤出人群。近景处的酒楼,成为上层官吏和文人携妓宴乐的空间。

图像不仅仅是记录,也是一种表达和再现。都市风俗画既是社会观念的展现,也通过记录和传播参与塑造民众的社会观念。详细分析《上元灯彩图》内容,作者在呈现明代南京上元灯会图景时如何“精心取材”,哪些人物和活动被记录,又有哪些是被作者忽略或刻意舍弃的,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上元灯彩图》的作者在记录民俗风情的同时,取舍之间,也主动构建了明代南京城上元节的民俗形象。

二、上元节习俗及其狂欢特质

上元节(元宵节)在中国的岁时节日体系中意义特殊。它诞生时间早,历史悠久,相关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上元节处于岁首,标志着整个新年节庆步入尾声,因而也成为中国古代政府和民众都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

关于上元节的起源,学界论述颇多。最受关注的一种说法是,上元节起源于对太一神的祭祀。上元张灯习俗自东汉明帝时期兴起。明帝规定上元夜不论士庶一律挂灯,燃灯礼佛,扩大了上元节在民间的影响。隋代,各地正月十五都会举行张灯活动,隋炀帝更在这一日大肆庆祝,元宵节的各项习俗逐步建立。唐代,政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观灯,上元节被确立为法定节日。专门售灯的“灯市”也于此时出现。灯市成为上元节庆各类民俗活动集中展示的空间。北宋时期,上元观灯节期增加了十七、十八日两天,共五夜,观灯场面尤为盛大。上元节搭建灯山的习俗亦兴起于宋代。“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眩�上皆画神仙故事。”这种灯山被称为“鳌山”,是上元灯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景。

明代,朝廷从制度层面规定了历史上最长的元宵节假期,大力提倡赏灯等习俗。这在元宵节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规定元宵放灯十日,正月初八上灯,十八落灯。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下召:“自正月十一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与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司弛夜禁,著为令。”官方专设元宵节十日假期,官员可享受休假,不必奏事。当年元宵节,永乐皇帝在京城“赐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宴”。宣德四年(1429年)、五年(1430年)、八年(1433年),假期更是增加到了20天。明中后期,又改为前后张灯五夜。元宵节成为最盛大的节日之一。

元宵节期间,平时执行严格的夜禁被开放,人们可以于灯市通宵游玩。假期的延长,使得元宵节庆热闹非凡。“永乐间。文皇帝赐灯节假十日。盖以上元游乐。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优于元旦。至今循以为例。”在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外方灯市之盛,日新月异,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上元节成为一个全民狂欢的日子。上至帝王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投入这一场节日狂欢中。

在此背景下,明代江南都市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元宵习俗。明人的笔下,元宵节喧嚣欢腾,从中可以管窥节庆的热闹气氛。

正德、嘉靖年间的文人田汝成详细描述了杭州正月十五的节俗,除了灯市上出售的各色华灯,“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或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市食则糖、粽、粉团、荷梗、孛娄、瓜子,诸品果�z。篝灯交易,识辨银钱真伪,纤毫莫欺。人家妇女,则召帚姑、针姑、苇姑、筲箕姑,以卜问一岁吉凶。乡间则有祈蚕之祭,俗子以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亦有诵经持斋,不御荤酒者”。在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江南人有猜灯谜、观鳌山、看戏剧、品美食等习俗。各类祈祝占验活动更是元宵风俗中的重要事象。妇女们元宵节祀“扫帚姑”“针姑”“苇姑”“筲箕姑”以卜问一年凶吉,在江南地区流传已久。随着蚕桑业的发展,明代江南农村妇女们于上元节“祈蚕之祭”亦成为一项重要活动。

女性结伴出游是上元节一项极具特色的节日习俗。上元灯市是城市乃至广大乡村妇女为数不多的社会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们可以通宵达旦尽情欢愉。上元夜士女夜游风俗早在唐代就已盛行:“唐朝正月十五夜,许三夜夜行,其寺观街巷,灯明若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严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明清时期,该风俗在各地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走三桥”“摸钉儿”“走百病”“黄河九曲灯”等,都是女性上元夜结伴出游而形成的地方民俗。正德、嘉靖间,苏州元宵灯会,“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在扬州,“自十三至十八夜,衢市架松为棚,缀彩幔流苏,悬灯其下,少年载酒游乐,漏昼不休。十六日夜……女伴盛妆出游,俗谓走桥”。在绍兴,“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曰‘钻灯棚”’,曰‘走灯桥’,天晴无日无之”。明代南京,元宵之夜,“箫鼓声闻,灯火迷望,士女以类夜行”。民间将女性夜晚结队行走灯市的活动称为“走百病”。“家家走桥,人人看灯”成为上元节各阶层妇女都遵从的普遍习俗。

元宵节习俗花样繁多,其区别于其他节日的核心特质是什么?总结中国古代的元宵节民俗,盛张灯、驰夜禁、男女同游最能代表其节日特征。与中国传统时期的其他节日不同,元宵节节俗往往有突破礼法的一面,那些在平日里不被允许的事情,在这一天都借“习俗”的名义成为合理行为。因而,元宵节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仿佛成为“狂欢”的代名词。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分析元宵节习俗时,都将元宵节与西方的狂欢节进行对比,聚焦其“狂欢性”特质。“狂欢化”理论来源于巴赫金对西方中世纪狂欢节文化的分析。赵世瑜较早将这一理论运用在明清庙会的研究中。他抓住了中国传统庙会中展现的狂欢精神:“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元宵节,无疑是最能体现这一狂欢精神的节日。陈熙远认为,中国的元宵节就是“西方中古狂欢节的翻版”,“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彭恒礼指出,“闹元宵”的“闹”字正是元宵节最重要的符号表征,元宵节的狂欢性主要体现在以僭越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价值取向、以诙谐文化为内容的民间表演形态、以物质和肉体为中心的生命诉求。元宵节因此被视为中国的狂欢节。

但是,元宵节的“狂欢性”是否被完整记录在《上元灯彩图》中?《上元灯彩图》的作者又如何展示“闹元宵”的场景?丰富多彩的元宵习俗怎样被作者艺术化呈现?

三、《上元灯彩图》中的习俗展示与构建

梳理过文献中记载的明代江南城市元宵节习俗,再重新检视《上元灯彩图》,我们可以发现:上元灯会的狂欢场景被作者有选择地记录在图像中。《上元灯彩图》并未全方位地展现南京上元灯会景象,而是选取了特定的灯会区域,描绘了特定的人群,部分呈现灯会上的娱乐性民俗活动。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体现了作者对于上元节民俗的认知。

(一)被选择的场所

《上元灯彩图》选取的地点为南京内桥一带元宵灯市。元宵灯市是我国传统集市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内桥一带区域更是南京城的商业枢纽,百货汇集。但作者聚焦呈现的街市并不是一般性市集,而是古董文玩市集。图中的商铺及临时性地摊以经营古董、字画、书籍、盆景、鱼禽等文化怡悦性商品为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饭庄、杂货等店铺在图中是缺失的。所市之物,几乎都是明代文人津津乐道的“长物”。

明朝中后期,江南文人崇尚好古风潮,并借由其出版的各类鉴赏指南类书籍将此风潮传递给社会大众。高濂《燕闲清赏笺》、屠隆《考��余事》、董其昌《筠轩清秘录》、文震亨《长物志》等,皆属此类书中的经典。受此影响,雅好文玩、蓄养花鸟成为一种流行,古董文玩市场由此兴盛。明代南京文玩市场的盛大场面,被《上元灯彩图》忠实记录。杨新分析此图时惊讶地发现,图中描绘的每件商品几乎都与《长物志》有联系。《上元灯彩图》描绘的元宵灯市上的文玩商品,完全符合当时江南士大夫在鉴赏类书籍中的物品分类,是江南士大夫审美观念的实物再现。

《上元灯彩图》对市场的描绘,与同一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仇英作,辽宁省博物馆藏)、《南都繁会图》等著名风俗画形成极大差异。以《南都繁会图》为例,作者亦以明代南京元宵灯会为主题,选取地点与《上元灯彩图》相近。该图用文字方式直接标明集市上各个店家的招牌,提及的市招涉及各行各业,品类繁多。王正华仔细研读《南都繁会图》指出:“《南都繁会图》中处处可见市招,总计109条,书写着各式各样的买卖交易,不仅百货汇聚,还有如算命、典当等服务性行业,商业生活机能完善。”他进而总结,“全画借由上元时节的描写,画出南京城的感觉,将三山街附近地带提升至全城的高度,仿佛南京就是一个杂乱喧闹、无阶级秩序的地方,也是一个男女群集、娱乐消费的地方。”相同的时间、地点和主题,《上元灯彩图》与《南都繁会图》在场景展现上如此不同。《南都繁会图》表现的,是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充满烟火气息。《上元灯彩图》着重展示的,却是一个有秩序、有品位,带着书香味的市场。

舍弃一般性市集而选择古董文玩市集,细心绘制各类文玩商品,这是《上元灯彩图》作者文人审美取向的一种体现。

(二)被选择的人物

上元节是罕有的不分身份共同狂欢的全民性节日。性别、阶级、城乡等种种身份界限,在这一刻都被打破。但是,《上元灯彩图》是否无差别地记录下不同身份的人?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上元灯彩图》对人物的记录是有所侧重的。

《上元灯彩图》记录了约两千多个人物,其中官员、富商、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物是其呈现的重点。部分民间艺人因为与特定的节日习俗相关而出现。下层贫民及女性元素在图中则较少表现。在《上元灯彩图》中,偌大的灯市,人头攒动,但除了酒楼中的歌妓,却几乎很难寻找到成年女性的身影。唯独在画卷收尾部分,作者描绘了一组游离于灯市边际的女性人物形象。

画卷的尾段,灯市与街道的交汇口,六七位女性排列成纵行,结伴而行(图3)。从她们依序绕行的足迹看,或是流连灯市,或许正是“走百病”的妇女。与她们迎面相对的是几位士大夫衣着的长者。他们对这一列出游的妇女队伍,侧目以视,露出忧戚鄙夷的表情。这几位士大夫既是灯市的参与者,亦是旁观的“第三者”。他们观察着这队妇女的言行,其表情反映了他们对此行为的态度。绘画作者更借此传达自己对该习俗的观感。

图3《上元灯彩图》所绘结队而行的女性

元宵节,观赏灯会,结队“走百病”,为广大女性摆脱礼制束缚,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情自我放纵的空间。妇女们在这一天可以走出家门,暂时放下男女大防,大庭广众下尽情游娱而无须避忌。女性上元节期间的彻夜狂欢行为,引起许多争议。

元宵夜,“倾城士女通宵出游,没些禁忌,其间就有私期密约,鼠窃狗偷,弄出许多话柄来”。很多故事由此引发。因此,许多士大夫极力反对这一行为,认为此举有伤风化,应严加禁止。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时任户科给事中丛兰上疏:“京师风俗之美恶,四方所视效也。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又每月朔望及四月八日假以烧香游山为名出入寺观亦有经宿,或数日不回者,乞痛加禁约以正风俗。”他痛斥女性夜游习俗,奏请“两京并天下一体严禁从之”。很多士大夫都持有相同观点。万历年间,朝廷颁布禁令对于女性元宵夜晚出游加以限制。王士性对此写道:“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每岁元旦则拜节。十六过桥走百病,灯光彻夜。元宵灯市,高楼珠翠,毂击肩摩……迩以法严禁之,十数年恶俗一清矣。”此类论述在明人笔记中俯拾皆是。

但是,世代沿袭的民俗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上元节女性结伴出游的习俗与广大女性寻求自我活动空间的强烈心愿相契合。明清上层统治者对元宵女性通宵游娱行为不断颁布禁令,效果甚微。女性们结伴观灯,登城头,走百病,依然是元宵节代表性节俗。

《上元灯会图》中难觅女性人物形象,反映了明中后期士大夫立场。作者与这批士大夫立场一致。在创作此图时,作者特意省略女性形象的记录,表达了他理想中的上元节秩序,男女大防在上元灯会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也不应放松。同样的,对于“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作者也是有选择地呈现。

传统的性别、阶级等身份区隔,并没有被《上元灯彩图》的作者忽略。

(三)被选择的民俗活动

元宵节的狂欢氛围,需要丰富多彩的民俗娱乐活动来营造。《上元灯彩图》借助角抵、蹴鞠、响钹说经、杂技等游艺活动作为辅助单元,烘托出灯市欢愉喧闹的气氛。但这些游艺活动在整幅画卷中只是点缀。在作者的整体布局中,游艺娱乐不可缺少,但绝不能杂乱无章,引起骚乱。相比之下,《南都繁会图》用了更多篇幅描写城内杂技、走唱、戏剧的表演。

上元灯会的高潮,是鳌山灯组。这是风俗画绘制者不可回避的民俗活动。《上元灯彩图》中心位置是一座人群簇拥的鳌山。这座巨大的鳌山与其他同时期画作中的鳌山明显不同。在同样反映明代元宵节俗的《宪宗元宵行乐图》《南都繁会图》中,鳌山采用竹木结构作架高高耸立,上悬燃烛彩灯(图4)。《上元灯彩图》中的鳌山采用江南造园的太湖石假山形式,堆土叠石,在山石间布置彩灯及诸方神仙(图5),其结构体现出南方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也从同时侧面折射出政府对于鳌山风俗的态度。

图 4 《宪宗元宵行乐图》中鳌山

图 5 《上元灯彩图》中鳌山

鳌山自出现以来,一直是元宵灯会上最耀眼的景象。鳌山灯火越盛大,灯会就越热闹,吸引的人群也越多。但是,鳌山耗资不菲,有奢侈浪费之嫌。更重要的是,巨大的鳌山容易引发火灾,是灯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关于鳌山的争议也持续不断。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和正德九年(1514年),两都先后发生鳌山失火引发意外的事件,多处宫殿被焚毁。成化年间,章懋等提议停止上元烟火。此后,不时会有大臣上疏奏请罢禁鳌山烟火。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谏言罢鳌山灯。万历皇帝终于接纳此建议,下令禁鳌山。

有另一批士大夫,对鳌山习俗表示支持。万历罢禁鳌山后,明人笔记和别集中常常见到关于上元灯火鳌山的怀旧诗文。这批士大夫通过对旧时各地元宵节灯会繁华盛况的描述,表达自己的主张。时人谢肇�J对于福建地方有关禁令就多有微词:“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余总角时,所见犹极华丽。至万历乙酉春,不戒于火,延烧千余家,于是有司禁之,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灾自有天数,而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灯会是升平景象的展示场所,鳌山灯的华丽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不应该禁止。文人张大复针对一些自号清节者的废灯主张指出,“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博大之世当不尔”,明确表达了士大夫文人对于民间习俗的态度。

了解明代士大夫对鳌山灯的争议,才能理解《上元灯彩图》作者描绘鳌山时的深意。作者选取这样的方式表现鳌山,既反映朝廷禁令在南方的松弛乏力,说明民间顺从传统习俗的强大力量,也展示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假山形式的鳌山比竹木结构的鳌山更加安全。

结 语

《上元灯彩图》对于明代南京城元宵习俗的记录,是作者主观选择的结果。通过对灯会场景、参与人物及民俗活动的取舍,作者在画中营造了一个热闹而不失秩序,繁华却不流于市井,带有文人雅士意趣的上元节景象。如果说《南都繁会图》的表达“脱离官方及文人观点”,市井气息浓厚,《上元灯彩图》则完全呈现了文人士大夫视角下的元宵灯会。在绘画技巧上,他比不上仇英等文人画家,但比《南都繁会图》的作者要专业得多。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该图作者的身份极有可能是江南中下层文人。

地方民俗的生成与演变,是上层统治者、文人士大夫及下层民众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明代,南京作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民俗上与周边城镇互相融合。《上元灯彩图》真实细微地记录了当时南京的节日生活,同时以图像的方式传达了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节日画面。这幅具有代表性的明代风俗画,表达了社会精英人物对于节日风尚、都市习俗的引导意愿,参与塑造了南京城的元宵民俗形象。

风俗画以图像的方式向大众展示符合创作者理念的社会习俗,比起文字更加直观,承载信息更加丰富,传播面也更为广泛。社会大众受其影响,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的节日记忆。风俗画的创作与传播,对于民俗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明代文人正是通过风俗画的创作,对社会习俗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风俗画在民俗形成、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注: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5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以上转自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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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这户最美家庭自制“废弃口罩回收箱”投放小区

废旧纸板,透明胶粘合制作,顶上开口……近日,在永嘉县南城街道小区的楼道口,一个个“废弃口罩回收箱”或悬挂或摆放。往来间,不时有居民将废弃的口罩投放到箱子内。原来,这些“废弃口罩回收箱”是由我县省级绿色家庭、市级最美家庭杨建南和志愿者们亲手制作的,为防止疫情期间废弃口罩成为二次污染源,首批50个回收箱已在南城街道各小区楼道“上岗”。

今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戴口罩成了每个人防御病毒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使用过废弃的口罩如不妥善处理,就会变成病毒传播的媒介,成为二次污染源。

“最近,随着疫情的发展,口罩用量不断增加,废弃的口罩也越来越多。不仅环境污染的风险越来越大,不法分子还有可能将废弃口罩回收贩卖,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杨建南介绍。

为此,作为永嘉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的他,特联合永嘉县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县蓝天公益中心共同发出倡议,希望广大市民百姓要慎丢废弃口罩,杜绝二次污染。同时,动员大家充分利用居家休息的空暇时间,收集家中废旧纸板,自己动手制作“废弃口罩回收箱”。

倡议一出,群起响应。其中巾帼志愿者朱杨眉便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平日在宾馆总台担任管理员的朱杨眉,看到倡议后就立即动手,与两个放假在家的孩子一起制作了5个“废弃口罩回收箱”,并把其中一个摆放在了她工作的宾馆大堂,让出入宾馆人员和住宿宾客投放废弃口罩。

“然而废弃口罩不能简单的一扔了之,要避免二次污染还有很多讲究。”朱杨眉把废弃口罩规范的丢弃方式“写”在了“废弃口罩回收箱”上,提醒广大市民百姓“在将废弃口罩丢弃前,要喷洒酒精或消毒水进行消毒。务必将废弃口罩进行简易破损(扯烂或剪碎)后,装进塑料袋,再投放至垃圾桶内。”

下一步,杨建南家庭还将继续动员广大志愿者和市民家庭,自己动手制作“废弃口罩回收箱”,积极投放到每个小区楼道,为废弃口罩的及时清运销毁提供便利,切实减少二次污染的风险。

编辑/金新琼

审核/王和静

市民面对疫情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我心理调节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罗捷

面对疫情市民如何舒缓自己的情绪,冷静面对现状?2月7日下午,重庆市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例行新闻通气会,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罗捷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科普。

自我心理调节

罗捷称,面对当前的疫情,一些人出现了一些恐慌、焦虑、恐惧、紧张、不安、抱怨和愤怒情绪,这些不良的情绪会影响生活和工作。市民可以通过自我心理调节;线上咨询和视频心理咨询服务;求助于心理卫生专业机构等来舒缓自己的情绪。

罗捷介绍,最重要的是自我心理调节。首先是接受、面对疫情。可以适度的情绪宣泄,如找自己的亲朋好友打个电话,说说自己的心情,摆摆龙门阵,相互支持和相互鼓励,也可以听听音乐放松心情。

在家里,甩甩手、踢踢腿、动动腰,也可以打打太极,运动可以帮助缓解情绪。要是你想哭,也可以哭一下,宣泄一下。还可以对着镜子,说一些鼓励自己的话。。

其次,行动上的调节。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一定要相信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如重庆市政府、区县政府、重庆市卫健委发布的信息,这些信息权威、准确,这本身就是对情绪焦虑一个很重要的防控办法。

充实家庭生活

罗捷介绍,待在家里要学会充实自己的生活,不要老是刷手机,一些不好的信息对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转移注意力,去看看电视、看看书,听听音乐。

对小孩来讲可以多做一些他喜欢的游戏,老年人可以对感兴趣的事情多去做一些。

罗捷还称,对抗焦虑、恐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我放松,现在网上有不少放松训练的方法,市民可以借鉴。

另外,要好好休息,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

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开通

罗捷介绍,市民还可以进行线上咨询,重庆市级心理援助热线12320,有专业人员帮助你走出阴影、战胜恐惧。

各个区县也有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市级心理援助热线电话是24小时开通。现在线上服务和视频服务也开始了,视频开通主要是针对一线医务工作者,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心理辅导。

如果线上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应该求助于专业机构,来解决心理上的焦虑、恐慌情绪。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徐勤 秦健

宜兴多起谣言被警方识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勿传谣!

2月7日以来,宜兴警方在开展网上巡查时发现,有多条涉及宜兴疫情的谣言在互联网快速传播:

谣言一

宜兴又双����封路啦!

谣言二

宜兴中医院“江某中”医师确诊!

谣言三

川埠医院物资告急!

物资充足!保障到位!

谣言四

城东菜场抓到一个发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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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则信息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宜兴警方关注,经向市防控指挥部、市卫健委、交警部门、宜兴市中医医院等地核实,上述几则信息均为谣言,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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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肯定的是

广大网友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特别是昨日的两则谣言

出现后仅有短暂传播

即被网友识破,还拿出了真凭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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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止于智者

来看广大网友的精彩“辟谣”

No.1

谣言一的辟谣

这一谣言信息已不是首次现身网络,低劣的作假手段更是逃不过智者的双眼,广大网友很快就找到了出处以及周边地区的“警方通报”。造谣水平低劣,仅仅是在开头加了“宜兴”二字,怎能骗得了广大网友。

No.2

谣言二的辟谣

网友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第一时间就在平安宜兴后台发来了私信,还有热心网友找来了疑似伪造出处的佐证,放在一起看,造假之处真是一目了然。

谣言止于智者

擦亮双眼识破谣言

警方提醒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特别是在全市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警方提醒广大网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发布渠道获取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清朗秩序和社会安定环境,对公然散布谣言的,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查处。

来源:宜兴警方

武汉男子来穗被隔离留下7岁女儿独自在酒店 幸好遇到他们

春节前,罗伟(化名)独自带女儿从湖北来广州旅游,没成想他却因病被隔离,留下了7岁的女儿独自在某快捷酒店。所幸有一群热心人解了罗伟的后顾之忧――广州番禺区市桥街临时成立了关爱小组照顾小女孩。

1月29日,经过两天隔离,来自湖北的罗伟从医院出来后,回到酒店与女儿团聚。回首2天“隔离”经历,他感慨万千。

【南都n视频】

他疑似症状被隔离

留下7岁女儿焦急万分

“这次旅行我们筹划了好久,去年12月就买好了机票,打算看看广州塔,到长隆玩玩。”1月22日晚,35岁的罗伟独自带着7岁的女儿乘飞机从湖北宜昌飞到广州。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带女儿出游,罗伟说,出发之前他有点咳嗽,23日在广州玩了一天后,感觉没有好转,就在医院开了些药。

“我一直看手机,关注武汉的疫情,看着看着,觉得自己与疑似病例的症状有点接近。”罗伟越想越心慌,在去隔离的前一天晚上,他让女儿背过去睡另一边。在狭小的旅馆里,父女尽量保持距离。

“当时感觉胸闷、无力、头皮发麻。会不会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了?”罗伟越想越慌,决定去番禺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求诊。罗伟因来自湖北,症状具备隔离条件,于是被安排在番禺区中心医院隔离病房进行观察,留下7岁的女儿独自在酒店。

远在湖北的家人也无法赶来,焦急万分。通过女儿的电话手表,罗伟与在番禺某快捷酒店的女儿联系上了,并在手机上给女儿叫了外卖。他很清楚,这也不是办法……

街道、妇联、防疫、派出所

紧急出动爱心接力

看见小女孩独自从房间出来拿外卖,该快捷酒店工作人员觉得情况反常,便打通了番禺区市桥街富华派出所电话。很快,由番禺区市桥街妇联、卫生防疫、派出所等部门和党员志愿服务者组成的关爱小组迅速组建了起来。

得知辖区出现了疑似病例,番禺区市桥街相关人员没有退缩,对酒店房间消毒后,1月28日一大早,关爱小组的副组长――市桥街妇联专职副主席康珍带着包子、鸡蛋等早餐,还有水果、牛奶、糖果等来到酒店探望小姑娘。康珍帮着小姑娘梳洗、吃早餐,测量体温、提醒安全防范措施。

同时,康珍还与罗伟取得联系,告知其女儿现状,让罗伟安心留院观察。晚上,她又带上了画具、玩具、衣服等物品,再次探视小姑娘。市桥街2名党员志愿者也加入了关爱小组,参与到这场爱心接力赛。

“广州人民真是太友好了”

1月29日中午,经过医院两次检测,显示罗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排除了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原来他只是得了普通感冒。而这个临时组建的关爱小组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广州人民真是太友好了,等疫情结束后,我们还要来看广州塔、游长隆!”顺利解除隔离回到酒店后,罗伟感慨地说。

谢谢你们!

相关报道

广东一家六口五人确诊,剩下的两岁半宝宝多了28个“妈”

近日,作为省级定点收治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已收治1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起属于家庭聚集发病,一家六口五人确诊,剩下两岁半宝宝正在隔离中。

据了解,这一家六口人,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还有12岁的大宝,4名大人、一名儿童相继被新型冠状病毒撂倒,住进了省二医负压病房,还剩下家里2岁半的孩子在外面。

据了解,孩子目前四次检查都是阴性,但有发烧症状。孩子还发烧了,谁来照顾?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获悉此情况后积极动员,护理部从全院征集志愿者,半个小时内就有28名女护士报名,不仅如此,这批女护士还争当发烧孩子的“妈”,大家更亲切地把微信群名改为“天使的爱,我们的小可爱”。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何剑峰介绍,近距离、亲密相处确实容易传染,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在现在还未找到非常明确的传播来源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聚集性发病,发现一起病例,马上控制家庭聚集性、密切接触发病,已经证实是很有效的。

统筹丨戎明迈

编辑丨陈海燕 林琳

制图丨陈春霖 卢志科

校对丨潘经春

来源丨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广州日报微信公众号

滨河公园3人不慎掉进“冰窟窿”,消防、公安紧急救援

“救援总共用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被救上岸时,他们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还可以,意识清楚。”昌平消防支队工作人员苏先生告诉北青社区报记者。

昨天(1月29日)下午15时许,位于南环大桥滨河公园内有3名群众由于冰面塌陷被困河中,接到群众报警后,昌平公安分局、永安消防救援站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往现场,最终合力将所有被困人员救出。

北青社区报记者了解到,当时落水者仅剩头部露出水面,情况十分危急。永安消防救援站派出1车7人火速赶往现场途中,指挥员张楠制定作战计划,命令破拆车长张有民携带两个30米静力绳和救生圈,破拆号员张志远携带单杠梯和救生圈,同时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好防疫装备,到场迅速开展救援。

由于落水位置距离岸边较远且冰面较薄,永安消防救援站的张有民和张志远分别将救生圈和静力绳进行连接,并将单杠梯放于冰面,随后指挥员张楠和破拆车长张有民分别将连接好的救生圈抛向处于冰面上的民警。

松园派出所副所长杜宝伟让其他人在岸边拉住绳索,自己拿起救生圈走向湖中。途中,冰面再度破裂,杜宝伟也落入冰冷的湖水中。他奋力爬上冰面,救援站人员将杜宝伟从塌陷冰面中拉出后,昌平公安分局、永安消防救援站继续组织救援。最终消防指战员与民警和群众共同配合,成功将3名被困人员从冰面上救出。

事后,北青社区报记者联系昌平公安分局了解到,当时有2名女子想通过冰面抄近路,走到湖中时冰面破裂落水,1名小伙上前救援时也随后落水。

针对这一情况,北青社区报记者致电了昌平消防支队,询问河边是否有提示市民公示牌和人员劝阻时,昌平消防支队工作人员苏先生表示:“河边有警示牌,负责巡逻的保安也时常提醒市民,但仍然有许多群众不听劝阻走上冰面。”对于此次事故中存在风险,他还告诉记者,“在我们救援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市民站在冰面上驻足观看,实在是太危险了。”

民警提示

春节过后,气温回升,为了您的安全,切不可在河湖冰面上玩耍、通行。

文/本报记者 李智

视频剪辑/本报记者 李智

深汕警方全员在岗,4查验点不间断执勤,成立50人应急处置队伍

南都讯 记者徐全盛 通讯员李涵睿 张宪松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管控工作,深圳市公安局深汕分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派员在查验点设卡执勤、开展拉网排查、走访登记流动人口,开展防疫宣传,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加强对重点行业管控等工作,为有力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提供坚实保障。

据悉,深汕公安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门高铁站、深汕高速公路�门出口、深汕大道鹅埠、小漠黄埠4个查验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设卡执勤,按照市局要求,深汕警方还成立50人应急处置队伍,以便随时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目前,深汕公安对辖区餐馆、大排档、烧烤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和防疫情排查,要求摊主加强环境卫生清洁消毒,并尽量缩短营业时间,避免人员长时间密集。此外,深汕公安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农贸市场、餐馆和山边农家乐等场所开展贩卖陆生野生动物执法检查,并进行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宣传。

同时,深汕公安对辖区娱乐场所、市场、医院、高铁站等重点场所加强巡逻检查,并与辖区各村社区、卫生院、高铁站警务室等单位建立沟通协作机制通报相关情况,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深汕公安还密切关注社情动态,严防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或假借防疫名义实施诈骗、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严查、打击处理。

零感染!上海医疗队驻地防护是怎样的?这些细节让你了解

上海援鄂医疗队都是集中居住在距离工作医院附近的酒店。从传染病医院回来,他们如何确保杜绝安全隐患?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在第一批医疗队驻地现场的观察:每次进入酒店前,在酒店入口位置使用消毒水喷洒鞋底,衣服、换口罩;大堂安置了红外线测温仪,并有专人值班观察;在饭厅门口使用免洗消毒液;有细心的医护人员还在自己房间门口放了行李箱,在进房间前,把在外面穿的衣服换下;此外,疫情发生后,酒店的工作人员人手不够,有些服务医生都开始自力更生完成。领饮用水,倾倒垃圾,全部自己动手。这样,酒店有限的清洁人员就能集中精力负责每天的房间消毒。

上海医疗队医护人员零感染,是出发前定下的目标,更落实在每天每一步细微动作的坚持中。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叶钧 唐晓蒙 编辑:陈佳雯)

百年前杭州西湖边重要景点老照片,西湖依旧风景迷人

杭州历史悠久。自从秦统一六国并建立县治以来,杭州以其美丽的风景被誉为“人间天堂”。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十月癸丑日,始皇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着……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这是关于杭州的最早记录。

“城隍山”《原名吴山》,位于西湖的东南部。吴山延伸到市区,钱塘江在左边,西湖在右边。它是杭州的一个重要景点。有人说,吴山似乎是一把刺入杭州的长矛。这座城市东、南、北面向街道,西与万松岭相连。西湖群山中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有许多游客。

据史料记载,早在南宋时期,苏堤东浦桥南的人们就渡河“向西筑一座小桥,名为小新堤”。这座小桥是玉带桥的前身。据说乾隆每次游览长江以南的西湖都会从桥下经过。目前,桥头仍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螺黛―痕平铺明月镜,虹光百尺横映水晶帘。”

白沙堤后改为白堤,长约一公里。它横跨西湖的东西湖。它从断桥开始,穿过锦戴桥。唐代诗人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总督时,有一首诗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诗里的白沙堤,指的就是西湖的白堤。

“皇妃塔”后改为雷峰塔,它是由吴越忠懿王钱弘�m因皇妃生子而建造的。后来改名为“雷峰塔”。因为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雷峰塔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1924年,雷峰塔的砖因被疯狂盗掘而倒塌。

保�m塔位于西湖北面的宝石山上。至于它的建造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人们普遍认为保�m塔是由钱�m五舅之一的吴延爽所建。宋、元、明三代一直被称为“保叔塔”,民国被称之为“保�m塔”至今。

六和塔位于西湖的南部,钱塘江月轮山上。这是中国最好的砖木结构宝塔之一。据史料记载,六和塔建于公元970年(北宋三年),当时禅宗大师智元为镇压钱塘江潮流所建。

岳飞墓建于1221年(南宋嘉定十四年)。它位于西湖区栖霞岭南麓。坟墓前面有一个墓门。门墙上刻着“尽忠报国”的字样。岳飞的坟墓是圆的,有石砌墓椁和一个青草顶。墓碑上刻着“宋岳鄂王墓”。

据资料显示,岳王神庙刚建成时,没有秦桧和他妻子跪下的画面。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布政使周木在重修岳飞墓时,用铁铸出了秦桧和他妻子的夫妇跪拜像。

从那以后,两尊跪拜雕像在500多年里被破坏了12次。岳飞墓前有一对文官俑、两对武士俑、一对石马、一对石羊和一对石虎。马、羊和老虎有特殊的含义。它们分别代表忠诚、孝道和美德。